摘要
国际学校行业正在同时扩张与收缩，而这两种走向常被当作同一个故事来报道。从全球看，数字依然稳健：约 15,075 所学校、770 万名学生、每年约 693 亿美元学费收入，年增长约 2%。在这之下，亚洲多个成熟市场正在整合，而海湾地区、非洲与中亚快速扩张。
区分这两类市场的，并不是办学质量、品牌强弱或管理能力，而是法规。在多数市场，决定性变量是法律是否允许学校招收本地学生，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允许，因为整个行业的需求已经从外籍家庭明显转向本地家庭。放开本地招生的市场增长快；限制本地招生的市场正在整合。这条规定在每个司法辖区都不一样，而且往往在很短时间内变化。
同样的转向也体现在学校如何称呼自己。在中国内地，"国际"二字按规定从校名中移除；在印度尼西亚，这一类别本身被替换为本国的分类；在越南，至少有一所英国品牌学校把创办品牌从校名前移到了后面，并将其表述为本土化的策略选择。当客户变成本地家庭，标签也会随之改变。
这个行业的收缩很少表现为关门。它表现为两个校区合并为一所学校、高年级集中到一个校区、以及不会见报的裁员。目前约 40% 的国际学校隶属于集团，整合仍在加速。
学校削减成本时，通常削减三处：教师、行政，以及市场与招生。其中招生的削减伤害大、可见度低，因为招生管道有十二到十八个月的滞后，省下的钱与缺口出现在不同的预算年度，很少被联系起来。
各地政府对这个行业监管很多，支持很少，尽管其自身的外商投资与人才战略正依赖于它。学校无法改变法律，但可以掌控自身运营，而在收缩的市场里，余下的利润正是在那里。
一、正在发生什么，以及发生在哪里
在曼谷，VERSO International School 已在自家网站公布，将于 2026 年 7 月 31 日永久停止运营。该校于 2020 年开办。
在胡志明市，人民委员会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正式解散美国国际学校，涵盖小学、初中与高中各学段。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据《南华早报》报道，包括英基学校协会在内的八家国际学校办学机构未能达到非本地学生招生目标，部分学校的非本地学生比例降至 39%，而目标区间为 50% 至 98%。另有创纪录的十五所公立小学因生源不足面临停办，背景是创新低的出生率正在传导至整个教育体系。
在上海，德威公学不再是两所学校。其浦东与浦西校区自 2026 年 8 月起合并为一所学校、两个校址，由一位总校长统一管理。两个校区继续开放，学费不变。浦西保留幼儿至九年级，十年级与十二年级已于今年八月迁至浦东，十一年级将在现有学生完成 IGCSE 课程后于 2027 年 8 月迁入。
在英国，自 2025 年 1 月私立学校学费开始征收增值税以来，约有 100 所私立学校宣布停办。对于其中多少可归因于税制变化、多少源自此前已存在的压力，评论者看法不一。
而在相邻的成人语言培训行业，今年九月有两家规模不小的企业在五天之内相继倒闭。
同样的压力也出现在行业内实力较强的办学方身上。诺德安达教育在中国内地运营十六所学校，其中七所为可招收中国籍学生的双语学校，九所为仅招收外籍学生的国际学校。2024 年至 2025 年间，其三个校区关闭或转型：一个在开办五年后关闭，学生转入集团内另一校区；另一个转型为本地高中，国际课程与集团品牌同时停止使用。
这些都是有实力、有资源的机构在困难条件下做出的理性决定。重点不在于谁经营不善，而在于当这种水准的办学方开始重组，条件本身值得研究。
上述事件并没有共同的单一成因。曼谷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人口因素；上海与诺德安达的调整是结构性因素；英国是财税因素；胡志明市则又是另一回事，值得单独说明，因为那是办学方谈得少的一种失败方式。
既非政策、也非人口的那一例
越南美国国际学校的结束，既不是因为监管，也不是因为市场萎缩，而是因为它的资金结构。
该校采用的安排是由家长向学校出借资金，以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民事合同形式存在，而非预缴学费。进入 2023/24 学年，学校开始拖欠薪资。教师因欠薪陆续离职，有报道称部分学生因此无人授课。学校于 2024 年 4 月提前结束学年，但 IB 文凭课程考生获准参加考试。
一度，其日常运营资金缺口约为 965 亿越南盾，约合 387 万美元，学校曾向家庭募集资金。受影响学生超过 1,400 人。教育与培训局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暂停其办学，人民委员会于 2026 年 1 月 12 日作出解散决定。
这是治理与资本结构的失败。它在增长的市场里同样可能发生。
启示：十八个月内，五个市场出现了五种不同成因、却同一方向的变化。任何只围绕单一风险（无论是人口还是监管）构建的风险评估，都会漏掉其中大部分。
二、全球图景
据 ISC Research 统计，全球共有 15,075 所国际学校、770 万名学生、73 万名教职员工，年学费收入约 693 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五年间学校数量增长 8%，在校人数增长 13%。目前约 40% 的学校隶属于集团。
区域分布：亚洲占 58%，美洲占 15%，欧洲占 14%，非洲占 12%，大洋洲占 2%。
总量之下的结构性变化，比总量本身更重要：需求已经从外籍家庭转向本地家庭。超过三分之一的国际学校提供双语课程，约四分之三将本地课程要求与国际化培养目标结合。
启示：如果客户已经是本地家庭，那么"本地家庭能否入读"的法律规定就不再是合规细节，而是商业模式本身。
三、决定每个市场天花板的那条规定
一所国际学校可触达市场的大小，首要取决于法律是否允许它招收本地儿童。
中国内地：为外籍人员子女开办的学校不得招收中国籍学生。义务教育阶段（一至九年级）禁止使用境外教材，该阶段禁止外资拥有或控制民办学校，学校理事会须有中国籍成员，且不得组织入学考试或提前招生。相关框架源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招生规定促使学校维持较高比例的非本地学生。本年度有八家办学机构未达标，其中一家降至 39%。自 2019 年以来市场小幅收缩约 0.6%。
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另有其自身的制度框架。
韩国：外国人学校招收持外国护照者，或在海外居住通常满三年以上的韩国籍学生，韩国籍比例上限约为招生名额的 30%。济州国际自由城区内设立的学校可豁免海外居住要求。
日本：多数国际学校不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内，依《学校教育法》第 134 条设立，这决定了日本籍儿童的义务教育处理方式。
新加坡：年满小学一年级的新加坡公民就读外国体系学校，须取得《强制教育法》豁免。申请由学校提出而非家长，逐案审批。
印度尼西亚：学校按"教育合作单位"（SPK）框架运营，须同时取得本国与外方认证。印尼籍学生须修读公民教育、印尼语与宗教课程，并参加国家考试。
荷兰：受国家补贴的荷兰国际学校仅招收持非荷兰国籍、且父母一方在荷兰短期工作的儿童，或曾在海外生活学习至少两年、或即将赴海外至少两年的荷兰籍儿童。
八套框架，八种答案，没有一种取决于家庭是否想要这种教育。
启示：以人口规模和家庭财富作为起点的市场进入分析，起点就错了。它应当从招生法规开始，因为天花板在任何商业假设成立之前就已经划定。
四、"国际"二字正在贬值
另有一条更安静的线索与监管并行，它指示了这个行业的方向。
在中国内地，这是规定。2021 年 5 月的要求规定民办学校校名中不得含有"中国""国际"等字样，以及对境外地名与机构的指代。据 ISC Research 记录，成都某英式学校更名为迪邦 KCS 成都，某学校的国际部更名为双语学校。
在印度尼西亚，这一类别本身被取消。"国际学校"标签被"教育合作单位"取代，那是一个描述本国机构与获认证外方机构合作关系的本土分类。
在越南，是学校自己的选择。北伦敦学院公学于 2022 年在胡志明市开办，是该校海外系列中继济州、迪拜、新加坡之后的第四所。目前其名称为 Viet Nam Tinh Hoa，学校将其定位为扎根越南、并从北伦敦学院公学汲取所长，表述为超越英式学校模式的演进，而非"一所在越南的英国学校"。创办品牌从校名前移到了后面。
三个市场，三条路径，同一个方向。
这与需求本地化完全一致。对一个即将离开的家庭而言，外国校名意味着归属；而对一个将在这个国家长期生活、既希望孩子有本地归属感又希望其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本地家庭来说，它传递的信息不同，也未必更好。
启示：这个行业的品牌价值，正从门口那个外国名字转向可验证的培养结果与本地口碑。主要依赖引进品牌支撑商业逻辑的办学方，应当预期这一逻辑在未来十年会减弱。
五、规定放开之后发生了什么
马来西亚在 2012 年取消了国际学校本地学生 40% 的比例上限，而该上限 2006 年才设立。一年之内，马来西亚学生成为国际学校中人数居首的群体，同时学校须向马来西亚籍学生教授包括国语在内的指定科目。这一调整是明确的产业政策，目标是把该国打造为区域教育枢纽。
越南随后以 2018 年第 86 号法令，将外资学校中越南籍学生的比例上限从小学阶段 10%、中学阶段 20% 提高到各学段统一的 50%。
两项决定都把狭窄的外籍市场变成了广阔的本地市场，也都带来了建校热潮。
放开并不等于长期免疫。胡志明市与河内的高学费学校目前面临招生压力，泰国长期的扩张正接近平台期，有预测认为三年内将趋于饱和；在马来西亚，竞争的重心已经从开新校区转为填满并留住现有校区。
启示：放开本地招生是这个行业能够给出的强买入信号，其有效期约为十年，之后竞争会把回报拉回常态。
六、来自相邻行业的警示
EC English 于 2026 年 9 月 14 日停止营业，关闭其在七个目的地的全部 25 所学校，公司声明中列出的原因是财务状况困难以及未能获得新增投资。加拿大国际语言学院于 9 月 19 日申请破产，此前已运营超过三十年。
这是相邻行业，而非本行业，这个区分很重要。
两者都是成人语言培训机构。加拿大的学习许可上限明确豁免中小学阶段学生，预计 2026 年该群体的许可签发量约为 11.5 万份。澳大利亚 2026 年的国家规划人数定为 29.5 万（上一年度为 27 万），同样不包含中小学学生与独立的英语课程学生。
基础教育阶段的国际学校并不是这两项措施的目标。但机制完全相同，而速度才是教训所在。一项政策决定之后，加拿大的国际学生人数下降约三分之一。全球范围内，2025 年英语教学的学生周数下降了 23%。
英国提供了本土版本。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私立学校学费征收 20% 增值税，同时取消慈善性质的营业税减免，雇主国民保险费率上调。私立学校在校生从 593,486 人降至 2025 年 1 月的 582,477 人，新生人数下降 5.3%，为有记录以来的较大降幅。
与此同时，英国是这个行业输出学校品牌的主要来源。哈罗、拉格比、莫尔文、北伦敦学院公学、德威与惠灵顿都在海外开设校区，而本土私立学校板块正在收缩。这并不矛盾，这是资本跟随准入与需求流动。
启示：这个行业的政策风险不是渐进的。它以一项带生效日期的决定出现，而行业需要数年而非数月来调整。
七、增长去了哪里，以及为什么
增长转向了海湾地区、非洲与中亚。三地原因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买家是购买"可迁移教育"的本地家庭，而不是外派员工的雇主。
海湾地区
阿联酋增长约 7%，另有 36 所国际学校在规划中，多个年级出现候补名单。根本驱动力是人口。阿联酋常住人口从 1980 年的略超 100 万增长到 2026 年的约 1,180 万，仅迪拜就超过 400 万。2026 年上半年，迪拜签发居留许可超过 100 万份，发放黄金签证 66,078 份，目前已有超过 167,000 名家属通过家庭黄金签证获得居留。
关键正是这个数字。阿联酋不只是吸引了劳动者，而是把家庭写进了居留产品本身，学校随之而来。近年迪拜在知识与人力发展局的监管下新开了 25 所以上国际学校，预计到 2029 年教育市场将增长 187 亿迪拉姆。学位紧张已被视为影响企业外派预算的因素之一。
地区局势是另一侧的变量。2025 年 3 月至 6 月，针对中东地区的搜索量上升 90%，其中阿联酋约占三分之二；但同期约有三分之一的申请者同时要求准备替代方案，例如延期入学或备选目的地。
非洲
非洲拥有全球 12% 的国际学校，并在多个 IB 项目上录得各区域中的高增长。埃及以 183 所居非洲首位，尼日利亚 129 所，肯尼亚 64 所。有预测认为非洲英语授课的国际学校数量可能从约 700 所增加一倍以上至 1,500 所以上，服务约 62.5 万名学生。
驱动因素是人口与向上流动的意愿，而非外籍人口。年轻且快速增长的人口、快速城镇化，以及愿意把家庭收入中较大比例投入教育的中产阶层。家长要买的是两样东西：一种可以带着走的教育，以及一条通往海外大学的可信路径。买家是本地富裕家庭。在尼日利亚、埃及与肯尼亚，国际教育已经不再是面向外交人员的服务。
办学方已经注意到这一点。Enko Education 运营十二所学校，并计划在至少二十个国家再开设三十所。惠灵顿公学国际宣布将于 2027 年 9 月开办拉各斯校区，这是其在非洲的首所学校、全球第十三所，其网络覆盖英国、中国内地、泰国、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学生约 13,000 人。该校可容纳 1,500 名 3 至 18 岁学生，占地 12.5 公顷。
值得注意的是选址：学校位于莱基自由贸易区内的 Alaro City。一个为吸引外商投资而建的园区，把一所英国学校纳入了投资方案本身，而不是当作随之而来的配套。
中亚
哈萨克斯坦目前有十八所以上国际学校，提供英式、IB、美式与双语课程，集中在阿拉木图与阿斯塔纳。这里的增长由政策带动：政府将引进国际学校品牌作为长期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并鼓励外资进入民办教育。需求端的动力是对英语授课与国际认可学历的需求。
启示：这三个增长区域有共同特征：人口年轻、本地财富上升、现有供给薄弱，且政府把国际教育视为经济政策而非监管负担。这一组合，是这个行业能找到的接近先行指标的东西。
八、各地政府没有问的那个问题
国际学校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被作为民办教育事务来监管，这本身是应当的。很少被同时看待的，是它在功能上还扮演的另一个角色：吸引外资与高端人才的基础设施。
你无法把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资深管理者，调往一个没有学位可供其子女入读的城市。决定这次外派的，往往是孩子而不是薪酬方案。任何有经验的招生负责人都接过这样的电话：开头是家庭询问是否还有名额，结尾是企业改选了另一个国家。
有些政府已经明确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机构独立办学，无需中方合作方，并配套教学材料与设备的关税优惠以及企业与个人所得税优惠。沙特阿拉伯已向国际教育企业签发 199 份外商投资许可。阿联酋把家属纳入黄金签证，随后有 167,000 名家庭成员获得居留。Alaro City 把一所学校设计进了自由贸易区。
日本则显示出落差。2024 年 6 月，金融厅指定北海道、东京、大阪、福冈四个"金融与资产管理特区"，配套英语行政办理与税收优惠，目标明确是吸引资深金融与资产管理专业人士。这些专业人士有孩子。福冈有三所在册国际学校，整个北海道有四所。四个为引进国际人才而设的特区中，有两个的国际学校供给属于全国较薄的一档。
启示：问题不是这个行业该不该被监管，而是任何推行人才或投资战略的政府，是否核算过该战略所隐含的学位数量。多数情况下，这两项政策由不同部门起草，从未相互对照。
九、收缩在学校内部造成了什么
市场层面的故事很快会变成关于人的故事。这里涉及的是失去工作的人，以及失去连续性的家庭。
学校整合时，通常削减三处：教师、行政，以及市场与招生。
教师。成本不在薪资那一行。真正理解某些孩子的人离开了，他们所理解的也随之离开，因为这些理解几乎从未被写下来。留下来的老师每人要带更多孩子、每个孩子分到的时间更少，而这恰恰发生在学校承受不起家庭感到被忽视的那一年。
行政。削减后台会把事务性工作推给教学岗位，把薪资上的节省转换成教学接触时间的损失。它很少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任何预算表上。
市场与招生。这是我格外想争论的一项削减。一些校长一直认为招生谁都能做、市场只是一项任务而非一门专业、两者都可以由现有人员兼顾。这是一种误解，而且代价高昂。削减招生并不会让工作消失，只会把它转交给既没有受过相关训练、也没有相应时间的人，而时点恰恰是学校急需招生的时候。
这个错误会反复出现，原因是结构性的：损害在十二到十八个月内不可见，因为招生管道有滞后。节省落在本年度预算里，缺口落在后年，到那时它看上去像是市场环境，而不像是某个人做出的决定。
启示：董事会应当把招生能力视为先行指标而非管理费用，并在批准任何缩减之前要求提供二十四个月的招生预测。
十、一所学校真正能够掌控的部分
学校无法改变所在国家的招生法规，也没有任何机构是被软件拯救的。它能掌控的是自身运营，而在收缩的市场里，余下的利润正是在那里。
人手减少时的课表。如果学校必须以少 10% 的教师运转，课表决定了这件事是可承受的，还是会把留下来的人耗尽。按合同课时核算的教学时间、受保护的备课时间、在开学前而不是在十一月才发现的工作量分布。
整合时的空间。教室使用率数据能告诉管理层哪些空间确实可以关闭、共用或出租。今天多数合并校区的学校对此仍在估算。决定哪些年级迁往哪个校址，正是格外需要真实占用数据的决策。
作为直接成本项的系统数量。同时为六到八套系统付费的学校可以压缩这一项。这是少数不需要任何人失去工作的节省方式之一，理应成为董事会首先审视的地方，而不是放到末位。
留存，利润转移的方向。当新生减少，留住一个家庭比赢得一个家庭更有价值。出勤与参与度的早期可见性，以及在出问题之前就已经开着的家校沟通渠道，属于留存工作而非宣传工作。
用更小的团队维持招生能力。自动化跟进、无需人工汇总即可看到的生源管道，以及由学校自己掌握而非租用的公开档案。三个人可以承担过去五个人的工作量，但他们无法只靠一张表格和责任心做到。
明确说明边界。以上任何一项都不能替代一位教师，也不能替代一位有经验的招生专业人员。它让更小的团队覆盖更多工作而不至于遗漏，但它无法在政策已经移除需求的市场里制造需求。
十一、展望
招生规定还会继续变化。有些市场会放开，就像马来西亚与越南那样，建校随之而来；有些会收紧，按旧规则建起来的学校则会整合或转型。
人口因素会完成其余的部分。出生率下降已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导致学校关停，并被预测将在三年内为泰国的扩张划定上限。这种压力按可预测的时间表到来，这也是它唯一的好处。
需求会继续向本地家庭转移，身份认同会跟随需求。可以预期，更多学校会走向类似 Viet Nam Tinh Hoa 的路径，以外国名字打头的会更少。
增长会继续向外移动，转向海湾地区、非洲与中亚，那里人口年轻、本地财富上升、现有供给薄弱，而且一些政府已经明白：学校是投资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投资带来的结果。
对办学方来说，未来十年回报两种能力：准确读懂监管环境，因为它划定天花板；以及在其之下把运营做扎实、做透明，因为那是唯一不由别人替你决定的部分。
能够走过这十年的学校，未必是规模居首或名气响亮的。它们会是那些把自身运营看得足够清楚、因而砍对了地方的学校。